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侠客岛:因骚乱突然取消APEC峰会 智利局势有多严重?
作者:admin  日期:2019-11-06 17:45 来源:未知 浏览:

  10月30日,智利总统皮涅拉突然宣布,放弃主办原定于11月的APEC峰会,以及12月的联合国气候大会,以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。

  这一决定让世界惊讶,毕竟这在APEC历史上可是首次,并且由于中美经贸磋商进展,外界普遍对这场峰会抱有期待。

  智利骚乱有这么严重?——事实也确实如此,也就两周多的骚乱目前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,7000多人被捕,部分华人商铺也遭殃,被抢劫或烧毁。

  智利爆发这么严重的骚乱,其背后隐藏的深刻社会结构性问题,值得每个中国人深思。

  在大家的印象中,智利是拉美地区相当发达的国家。数据也证明如此:2018年智利人均收入已接近1.6万美元(中国是接近1万美元,新浪财经注:2018年智利人均收入应为1.46万美元左右),位居拉美首位,智利还是经合组织(OECD)这个“富国俱乐部”的成员。

 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这样一个富裕的国家却因地铁票价上涨30比索(合人民币3毛钱)这样一个小理由,发生了几十年来最大一次全国性抗议活动。和平示威之外,我们还看到了大量烧的暴力活动。

  “不是30比索,而是30年”——示威者喊出了这样的口号,这说明这次骚乱是智利社会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的总爆发。

  示威者明确亮出他们抗议的目标是“新自由主义”(neoliberalism)。

  准确来说,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和思潮,并不诞生于智利,而是起源于20世纪二三十时代的欧洲,其倡导者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和“英国学派”。

  该理论延续自亚当·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,强调市场的完全自由竞争,认为个人权利先于集体,主张政府对市场干预的最小化,倡导私有化改革。

  在20世纪70年代,由于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西方国家面临的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局面,即“滞涨”问题。欧美大部分经济学家重拾新自由主义,欧美国家也开始大力向海外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。

  1975年,靠军事政变上台的智利总统皮诺切特邀请到了美国“芝加哥学派”的大师米尔顿·弗里德曼考察智利,深深信服于后者的理论。而后,皮诺切废除了其前任阿连德总统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各项政策,进行了彻底的私有化、市场化和自由化改革。

  不同于后来苏联和中东国家“休克疗法”的失败,当时的智利军政府凭借强力统治和高压政策,使智利度过了艰难的转型期,从上世界80年代开始,智利经济常年保持高速增长,成为西方国家口中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典范,其模式也被称为“智利模式”。

  在“智利模式”下,国有企业以及养老体系进行了私有化,工会和各项福利制度被废除,企业税收降低,大量吸引外资,政府扮演“守夜人”的角色,除提供基本的法制和社会秩序外,最低度地干预市场。

  在外贸方面,智利与50多个国家签署20多个自由贸易协定,与签署协定国家的平均关税低至1.2%,石油、铜矿等原材料和渔业等初级产品大量出口,工业制成品主要靠进口。

  智利国家男子足球队的门将布拉沃(Claudio Bravo)在社交媒体上这么说:他们卖了我们水资源、电力、油气、教育、健康、养老金、医疗,我们的公路、森林、阿塔卡马盐沼、冰川、交通,到私人的手里。还剩什么?这还不够吗?我们不想要一个只为少数人的智利。

  实际上,尽管本次圣地亚哥地铁票只涨价3毛钱,但这已是今年内第二次涨价,并且原起步价是800比索(高峰时段),合人民币8元左右,已是相当不便宜。

  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,智利一半工人的年收入低于6600美元(合人民币46480元),与1.6万美元的人均收入(新浪财经注:2018年智利人均收入应为1.46万美元左右)相距甚远,贫困发生率高达8.6%(中国是1.7%),可见智利社会收入差距之大,社会分化之大。

  也许智利太远,我们很难看到智利社会的样子,但香港的现状,告诉了我们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结果,无外乎房价高企、生活成本巨大、普通人剥夺感强烈,年轻人上升无望。

  不过,尽管人们常拿香港局势和智利骚乱比较,但在智利示威者看来,他们抗议的性质和香港情况完全不同。

  在海外社交媒体上,一个香港示威者的留言引起了智利示威者的强力反驳,如下图。

  这位名为“巴丢草”的香港账号说:嗨,所有来自加泰罗尼亚、智利和黎巴嫩的示威者们,香港人给你们提供了一个处理催泪瓦斯的新方法。

  一名智利人的账号回复说:我们和那些来自香港的暴徒一点关系没有,他们是美国支持的右翼分子,在智利,我们讨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,美国必须停止干涉其他国家,这个罪恶帝国已经对阿连德(总统)这么干过。

  这里他指的是,当年支持社会主义的阿连德就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(CIA)的策划下被推翻,皮诺切也是在美国的支持下上台。

  由此可见,尽管香港和智利示威者暴力手段相似,原因也有相同之处,但双方的想法和解决方案完全不同:香港示威者觉得他们的自由还是不够,车辆违章照片在网上怎么查?,想要绝对的自由,而智利示威者认识到本身模式存在的问题,想要的是社会平等。

  其实不但在智利,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带来的困境在越来越多的国家显现。一些批评者认为,新自由主义就是“极端自由主义”、“市场”。

  在拉美另一个大国墨西哥,从1982年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产生了几乎成为墨西哥标签的烦——毒贩集团。当时,墨西哥农村的土地和其他领域一样,进行了私有化改革,并允许自由买卖,农业领域也开放给外资。

  结果,墨西哥的农业逐渐被外资控制,大量无地农民被迫进入城市,形成贫民窟,无法被城市吸纳的大量无业人口走上毒品行业。背靠美国这个大型毒品市场,墨西哥的毒贩集团逐渐壮大成可以和政府抗衡的力量。

  有学者认为,新自由主义存在逻辑陷阱和内生极端化趋向,即将私有制、市场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教条化、简单化,并片面强调市场自由化的绝对有效性,否定政府调控的积极作用。

  对此,中国人民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崔守军这么解释:市场不是万能的,并不是所有经济资源都会进入市场,人类经济活动还存在着非市场性的制度安排和机制,例如社会文化、政治传统、意识形态等都对人类的生产、交换、分配和消费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塑造作用。

  从根本上讲,新自由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,无法逃脱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,它带来了效率,但必然导致分配不公、社会分化。这个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后,必然就会爆发。

  可以说,智利社会问题的爆发被大大推迟了,这首先归因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。智利地形狭长、资源丰富、人口密度低、海岸线漫长且临近美国市场,这为大宗商品和矿产制品的出口贸易提供了良好的条件。

  在崔守军看来,与其他拉美国家政党政治普遍存在明显的“钟摆效应”不同,“智利模式”政治稳定,不论意识形态的左与右,各派别富有妥协精神,能够在重大问题上形成比较一致的立场,政策确定性和透明性高。

  另一方面,智利法治健全,社会开放,营商环境好,有利于接受发达国家技术与资本的转移。根据世界银行2018年营商环境评估,智利在189个国家中排名第55,虽然较2017年下降7名但在发展中国家中仍属较高水平。

  不过,由于近年来全球经济复苏乏力,过去几年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下跌,智利的出口收入下降,公共福利的缺乏和开支不足加剧了低收入群体的“失败感”“被抛弃感”。在这种背景下,地铁涨价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  民生永远是最大的政治,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“智利模式”最大的弊病在于没有处理好国家和市场、公平和效率的问题。

  着眼未来,破除对新自由主义的迷思,发挥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的双重力量,无疑是解决智利困局的必由之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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